纪念丨傅熹年：朱启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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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丨傅熹年：朱启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color=rgba(0, 0, 0, 0.9)][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var(--weui-FG-2)]傅熹年 [color=var(--weui-LINK)][url=]建筑史学刊[/url] [color=var(--weui-FG-2)]2023-11-12 09:20 [color=var(--weui-FG-2)]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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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诞辰151周年纪念日，《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刊发傅熹年院士发表于《朱启钤学术研讨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的《朱启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一文以资纪念，祝桂老生日快乐并大家阅读愉快！

紫江朱桂辛先生（启钤）是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毕生在提倡和指导研究中国传统工程技术和工艺、阐扬古代优秀科技和文化成就上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的贡献。1918年他发现了宋李诫编《营造法式》钞本，即于次年影印行世；他又精心收集了一系列古代织绣的代表性作品，于1923年自撰《存素堂丝绣录》行世；又把国内已佚而在日本尚有钞本流传的明黄成撰《髹饰录》于1927年刊版行世；最后，他于1929年创立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他的社会威望、学术地位，特别是热心倡率，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先后使古代建筑、古代织绣工艺、古代漆工艺这三项日趋衰落的领域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为振兴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和工艺做出了导向性、开创性的贡献。今年适逢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和贵州省开阳县政府联合举办《朱启钤学术研讨会》，缅怀并阐扬他在学术上做出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先生的世交晚辈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后学,通过在他倡导和指引的道路上做一点工作，使我深深感到先生开创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对他保护和阐扬祖国文化遗产的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他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非常钦敬。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并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学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中国营造学社正是朱桂辛先生创立并自任社长的。桂辛先生对营造学社工作的卓越领导主要体现在他制定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选拔优秀人才两个方面，而这正是一位杰出领导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和最关键的工作。桂辛先生对营造学社工作方向的指导方针主要体现在1929年3月24日所作《[color=var(--weui-LINK)]营造学社缘起》和1930年2月16日所作的《[color=var(--weui-LINK)]营造学社开会词》中。在《开会词》中，他提出:“因全部营造史之寻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把研究中国营造史（即建筑史）在微观上与研究实物亦即“实质之营造”相联系，在宏观上与“全部文化史”结合，并提出要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纵剖”和“横断”两方面的工作方针。他指出“纵剖”即“有史以来，关于营造之史迹是也”，即在文化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工程技术史等多方面的基础上，进行建筑通史研究。“横断”则指地域间的横向联系和影响，他指出：“凡一种文化，绝非突然崛起而为一民族所私有。其左右前后，有相依倚者，有相因袭者，有相假借者，……学者循其委以竟其原，……而人类全体活动之痕迹显然可寻。”这里所指虽侧重外域交流，但我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也同等适用于国内的地域文化间和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并体现在以后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中。最后他总结说：“有纵断之法以究时代之升降，有横断之法以究地域之交通，综斯二者以观，而其全庶乎可窥矣。”并说“综以上诸说，本社……今后进行之准则差具梗概。”这表明桂辛先生在创建营造学社之始，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准则。在工作方法上，先生最初重视文献和理论与实际结合。在《营造学社开会词》中，他提出以前以为“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工匠口耳相传之技术者。……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这“沟通媒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与工匠结合的知识分子。故他非常赞赏李诫编《营造法式》时“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锢习，……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的做法，主张营造学社的工作要抢救和记录工匠的口传知识，加以整理研究，与文献比较，形成专著，把前人建筑经验保存下来，流传后世。当时收集了大量这方面资料并加以整理，梁思成先生在1932年3月完成的《清式营造则例》就是按这种设想在《工部工程做法》的基础并综括老工匠的口述经验完成的。桂辛先生自己也曾对《营造法式》做过批注。①早在营造学社成立时，桂辛先生已提出:“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科技名家公开讨论。”认识到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进行研究之必要。成立之初的二三年间，在文献研究和法式校勘上取得明显成就。这时日本学者关野贞博士来京与桂辛先生商讨合作事宜，提出由营造学社负责文献研究，由日方负责实物调查测绘与研究，同时示以独乐寺观音阁与应县木塔的照片，在盛赞三建筑的同时，说恐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经验进行如此巨大的测绘和研究工作。此事对桂辛先生刺激颇大，使他深感现存大量建筑遗产之珍贵，决心引进人才，自力进行实物之调查研究，使文献、法式的研究建立在历代建筑实物的基础上。他把这些照片给梁思成先生看，征询他的意见，梁先生认为完全可以自力进行，遂于1932年4月赴蓟县实测，归后完成了精确的实测图及调查报告。报告中除常规的结合文献、碑记对阁及山门的历史沿革进行考证外，最重要的是把各部件的实际测量与《营造法式》所载相对照，对构件名称、构架特点、细部做法、艺术手法、发展脉络等方面逐一进行名词考定，并对材分数字作分析比较，既深化了对《营造法式》的认识，也开始发现宋、辽建筑间的差异，形成了一篇实物与理论相结合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并为以后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的结合而言，此文已超过了当时日本方面对其本国古建筑研究的深度。在此文发表后，日本方面即不再提双方合作由他们负责实物调查研究的建议了。②此事使桂辛先生了解到必须有精通现代建筑学并对文史方面也有较深素养的专门人从事此工作，才能使研究工作达到世界水平，亦即达到他所说的“与世界科技名家公开讨论”的程度，而对《营造法式》《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也只有与实物互证，才能取得深入的认识。为此，他特聘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全面主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梁先生主持法式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古建筑调查研究，并专力进行《营造法式》研究。刘先生主持文献部，除调查研究了北京智化寺，为调查研究明清建筑树立了范式外，更在文献考证上做出卓越成就，他的代表性成果《大壮室笔记》在现代建筑学及深厚的古文献基础上考证汉代宫室，精密入微，发前人所未发，绝非一般文史考证所能及。梁、刘二位先生的工作体现了桂辛先生提出的纵剖、横断的要求和把具体建筑的研究与文化史联系的设想，故桂辛先生对梁、刘二位先生的工作非常满意，在他的《自撰年谱》中说：“得梁思成、刘士能（敦桢）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着，吾道始行。”这有力地证明了桂辛先生的正确决策和知人善任。自1932—1937年上半年的五年半时间，是在桂辛先生领导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最勤奋，取得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其间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或分进或合力，调查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以及大同、五台、苏州等处的大量古建筑，其间发现了日本学者目睹、拍照、出版却仍不能确认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③精测了现存世界最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佛宫寺木塔，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当时的研究工作除建筑外，还涉及水利和桥梁，除收集整理大量有关文献、典籍外，梁先生的赵州大石桥研究和刘先生的石轴柱桥研究也都是桥梁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营造学社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抢救性地调查了大量古代建筑并基本理清了自唐至清建筑的演进和发展脉络，这是营造学社在学术上和文物保护上的巨大历史性贡献，而这些也都是在桂辛先生的正确指导，知人善任和在财力人力上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抗战开始后，营造学社的主力南迁，先后在云南、四川等地艰苦地开展工作。桂辛先生虽困处敌后，但他仍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两件很重要的大事：其一，是营造学社的大部分图纸、资料、底片等自抗战起即寄存于天津银行库中，却不幸在1938年天津大水灾中遭到浸泡。于是桂辛先生命人进行紧急抢救、晾晒、清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建国后展开文物保护工作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保存下珍贵的基础学术资料，其中一些实物毁于战争，已成为不可再得的珍贵史料。其二，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必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桂辛先生和几位忧国之士担心日寇败亡时会破坏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宫殿，遂决定利用一笔特定的资金进行测绘，万一受到破坏，还可据以修复。当时营造学社骨干远在四川，无法参加此事，恰好建筑大师、人民大会堂的主要设计者张镈先生自香港来北京主持基泰工程司的工作，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授课。张镈先生是梁思成先生的首批弟子，且精通清式建筑，恰是最佳人选。桂辛先生在与他谈及此工作的重大意义后，张镈先生遂毅然允诺承担，组织了天津工商学院建筑、土木两系学生利用寒暑假期测绘，历时近四年，到1944年初，在很艰苦的条件下 按照基本可据以修复的要求，精密测量了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三大殿、钦安殿、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的最主要建筑和太庙、社稷坛两组建筑群，制成数百幅精测图纸，为祖国最重要的建筑遗产留下精密的记录，迄今仍是这方面最基础的资料。④这也是桂辛先生晚年对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建国以来，国家重视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入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营造学社发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古建筑的保护更为重视，其中一些已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历史成就和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珍品。饮水思源，此时回忆起当年桂辛先生在旧社会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对阐扬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热情，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在他领导下的营造学社诸位先生对研究和保存大量历史建筑遗产所建立的功绩，更使我们对他产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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